顽疾遍布的时代，人类对植物「治愈力」的盲从卷土重来
我常在想，人们最初是如何发现某些植物和药草的高度特异性用途的？比如人参可以提神，生姜能够止吐，马尾草因富含二氧化硅而有助于生发。有一种理论认为，植物本身的物理特性为人们提供了使用线索，但这可能并不足以为信，也会遭到现代医学的诟病。这一理念被人类植物学学者及草药医学从业者称作「药效形象说」，认为植物具有一种「药效形象」，比如色泽、质地、形状、气味乃至生长环境 —— 与它们治疗的人体部位和疾病有着相似之处。例如，血根草因其根部及根茎被切割时会分泌一种红色汁液，曾被认为可以治疗血液紊乱、加速伤口愈合；而小米草属则因花形形似人眼（更确切地说，是它带黄点、紫纹、似患黄疸病的「充血」花朵），数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结膜炎等眼部疾病的治疗（小米草属的德语名为Augentrost，意为「眼之慰藉」）。换言之，药效形象赋予了植物鲜明的药用特性。外形彰显功效；功效呼应外形。
要阐明药效形象说是从何时何地起源的并非易事，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，诸多文化及疗愈传统也谨遵这一理念。它是中医与美洲原住民药草学的标志，也出现在印度阿育吠陀和非洲药草学中。它首现于古典时期的著作，其中就包括罗马博物学者长者普利尼（Pliny the Elder）的作品。据 16 世纪意大利学者 Giambattista della Porta 所述，公元 1 世纪的希腊医师 Dioscorides 在其著名的五卷植物及药物学典籍《药理》（De Materia Medica）中写道：「蝎子草就像蝎子的尾巴，能有效愈疗蝎蛰。」而草药医生兼自然疗法医师 Julia Graves 在她 2012 年出版的《植物的语言：药效形象说指南》（The Language of Plants：A Guide to the Doctrine of Signatures）一书中指出：「每种文化都赋予了这门艺术以自己的风格，而每个时代又为其增添了自己的独特风采。」
这个观点在中世纪的欧洲收获了广泛支持，尤其是基督教徒，他们为此提供了神学支撑。16 世纪哲学家、医生、炼金术士 Paracelsus 便是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，在他的笔下，这一观点仿佛是一场神灵精心安排的寻宝游戏：「上帝不希望事物隐藏起来，这是他为人类利益所创造的，并作为财产交到人类手中。即使上帝自己把它藏起来了，也会在外部做上明显记号—特殊的记号。」17 世纪，补鞋匠出身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 Jakob Böhme 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万物药效形象》（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，1621 年）的超长论文，推广普及了这一学说；而不久后在英格兰，草药师兼医师 Nicholas Culpeper 及植物学家 William Cole 也撰写了各自的论著。这些作品共同汇成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，即上帝给予人类关于自然治疗特性的线索，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并利用这些特性。这一理念在西方广为传播，就连文学作品中也有记载：在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（Paradise Lost，1667 年）中，大天使米迦勒用小米草属清洗了亚当的眼睛（他的「视觉神经」），以摘去他因偷食诱惑「假果」而使眼中产生的「薄膜」。
随着现代医学的到来，药效形象说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甚至被许多人批为伪科学。批评者指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：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用药存在风险 —— 例如，血根草的药效就遭到强烈质疑，虽然有时被当作药草用以治疗癌症，但大剂量使用可能会使人中毒。此外，这其中还蕴含了固有的主观性。在我看来，你所认为的心形叶子可能就是肾状叶子。当然，几乎所有药草都有数不胜数的用途，并不局限于与其基本形象相对应的那些功效。马尾草不仅能强韧发丝 —— 就像它又长又粗的尾状根茎一样 —— 还能用于促进骨头愈合。而马齿苋因其鲜红的根茎与蠕虫颇为相似，曾被切罗基人用作驱虫药；与此同时，它也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。
但如今也有一些草药师仍赞同这一理念，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植物的功效与其药效形象完全一致。疗肺草的叶子上带有斑点，形似肺组织，常被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；蒲公英因呈亮黄色被认为有助于缓解黄疸和其他肝脏疾病，而事实证明它确实能保护肝脏；多项研究表明，与肿瘤相像的药用蘑菇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。民族植物学家 Bradley C. Bennett 于 2007 年发表了《药效形象说：药用植物的发现或知识传播》（Doctrine of Signatures：An Explanation of Medicinal Plant Discovery or Dis-semination of Knowledge?），受到广泛引用；他在文中写道，这一学说或许并非完全无据可依。
虽然他对这一学说被用于发现疗法，尤其是在植物视觉方面的应用深表怀疑，但他写道，药效形象亦可包括「嗅觉或味觉线索」，且「强烈的气味和味道」是非常可靠的指示，表明植物含有生物活性化合物。他还指出，植物的药效形象并不会推动人们发现药用特性，而是被用来强调那些已经被发现的东西 —— 药效形象实际上是一种记忆手段。这种做法在没有文字的社会特别有用，因为所有知识都是口耳相传的。民族植物学家、医学人类学家 Glenn H. Shepard Jr. 则认为，「既有功效又容易记忆的植物」更有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，在文化中历久弥新。
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药效形象作为书签，但那些与植物打交道的人怀疑这一想法过于简单了。植物不仅是其各部分之和，当然更不只是它们形似人体的各部分之和。事实上，传统文化一直敬奉植物与药草为尊师和向导；即使是现在，草药师、自然疗法师以及新一代花匠也都受到这一学说启发，将其视为倾听自然、解密自然的一种方式。当下，许多人唯一的喘息机会便是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，在这样一个容易引起幽闭恐惧的诡异时刻，这一理念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正如吃过裸盖菇的人都清楚，植物是一种有着自身智慧的神秘生物：它们的确蕴含着传递给人类的信息，但它们绝不只是为了供人类使用而已。布鲁克林花卉艺术家 Joshua Werber 告诉我，他从视觉和隐喻两个角度将这些理念融入了自己的作品，而他在布鲁克林后院花园里种植的植物让他明白了植物想要什么。「我们对话，」他解释道，「我在倾听它们。」相信药效形象说的人们或许会认为，这是植物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。